左轮

很多时候，我会梦见鼓声。Bass Drum音色低沉有攻击力，是我垂涎已久的DW Collector。可惜在闹钟响起之前，嘴里泛酸的酒气已经将我熏醒，梦境被穿透眼皮的日光屠戮得一干二净，鼓声杳然远去，我摸起手机，看到郭子发来这样一条微信：

“所有艺术行业待业者的归宿都是婚庆。”

这话叫我想起小顾，挺酷一小子，去年还在给我们这些玩音乐的拍纪录片，今年忽然回老家做婚礼跟拍去了。看他朋友圈，连脑袋顶上的脏辫儿都剃了。这意味着他不会再回来。

郭子又发来一条消息：“刚在别人婚礼上唱了两首歌，挣了八百块钱。”

“操，吃独食。”

“想着你呢，今儿晚上有局，上老周那儿接着喝。”

我在床上翻了个身，觉得太阳穴疼。昨晚的酒还没醒透，兜比脸都干净，喝个毛。郭子还能去婚礼上唱歌，我一打架子鼓的，没见过谁结婚请人在台上打鼓。脑袋痛得要死，但不能再躺了，两点半要去乐器行给学生上课。

我之前问过学生，为什么想学架子鼓。

“酷啊。”

怪不得见天儿搁那练怎么转鼓棒。

“弹吉他也酷，怎么不学吉他？”

其中一个学生笑了：“都学着呢。”

另一个学生说：“老师你看过爆裂鼓手么？”

废话。

“老师你知道Nick Mason吗？”

废话。

“架子鼓帅啊老师，而且可以坐着！”

也容易得腱鞘炎。

合着跟我以前一样，真正的热爱都是后话。刚接触架子鼓的时候，多少有点儿喜欢音乐，但主要还是觉得乐队很酷，觉得组了乐队就能睡漂亮女的。

浅了，我要是晚生几年，可能搞的会是说唱。

午后天色正好，微风徐徐，道边柳树随风卷曲，我闭着眼睛走了会儿盲道，听到别人的笑声之后睁开眼睛凶狠地瞪过去，对方吓得一愣，给我乐坏了。到乐器行的时候学生已经在那儿等着了，几个半大小子头对头凑一起看手机视频。衣服很潮，耳钉闪闪，球鞋锃亮。这大概就是那一小撮儿后浪，抑或Gen Z，脚踩巨人肩膀，眺望天地辽阔。

和他们比起来我更像是道路两旁的景观树投在地上的影子，——打小也住高楼，吃西餐，滑雪游泳，看着和树一样，其实扎不下根。小城市的文娱产业并不发达，毕业后说是上大城市玩摇滚，玩了这么多年还是在酒吧和乐器行里混。回老家，没地儿演出。不回老家，按现在这发展速度，用不了几年就交不起房租。每天都有新的高楼拔地而起，但那些楼里没有我的位置。

有时候，譬如学生练累了，冲我打听八卦的时候，我会和他们讲讲我的乐队。

我和郭子刚离开家乡那年，混口饭吃比现在容易一些。更主要是那时候年轻，能忍，也对未来保持乐观。仿古街那一溜儿酒吧，都缺人演绎。郭子是主唱兼吉他手，我打鼓，最初的贝斯手和键盘手都是在一个叫西祠胡同的论坛上认识的，喝了几顿大酒之后就决定要一起干出点儿名堂。

想想也挺逗，组乐队的第一年，一场演出的前一天，郭子嗓子发炎，哑了，做了雾化也没用。剩下的三个人练了半天，没一个能唱的。可是我们太缺那一场演出的钱了。到了演出当天，键盘硬着头皮当主唱，一首歌都没唱完我们几个就被台下的倒彩声轰了下去，臊得满脸通红，灰溜溜地夹着尾巴离开。

这个打击让贝斯手顿悟了削弱人声的重要性，和我们聊了聊搞Post Rock的想法，没谈拢，一气之下选择了退出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也就我还和他保持着联系，人现在跟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组了个搞后摇的乐队，上次见他发演出照片，舞台是佐特海姆市郊的一片森林。他们的音乐充满野趣，听起来像林中的雨。

第二个贝斯手是一个辛酸的混蛋。

当时最好的酒吧叫一船秋色，地方气派，人多，给的钱也多。我们几个初来乍到，根本没门路去一船秋色演出，闲着没事儿的晚上就去那坐会儿，对着台上表演的歌手评头论足。我们觉得不错的，后来都上电视了。那时候我还没上过一船秋色的二楼，只知道楼上都是候场的乐队和歌手，冒一天还有音乐公司过来签人。第二个贝斯手来了之后，很快就和一船秋色的老板混熟了。有天晚上老板火急火燎地找他，说晚上的驻唱没办暂住证，被城管扣下了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，问我们几个能不能上台。

能，那必须能。

尽管两年之后第二个贝斯手也与我们分开，但在那个夜晚，他就是我们的贝斯英雄。

我忍不住畅想自己这是时来运转，离梦想更近了一步。估计郭子也是这么想的，因为他唱得巨投入，隔着吊镲我都能瞧见他脑门上鼓起来的筋。这显然是天赋从脑门上冒出来了，怎么还没有音乐公司来签我们？

“歌不错。”下台之后老板把我们叫到一边，“你们几个住的离这儿近吗？”

近啊，不近也得近。

这场演出终于带领我们登上了一船秋色的第二层，我发现透过二楼窗户，能平视远处的砖红色古建筑。一座高大、庄严、跨越了七百多年的鼓楼，里面有二十多面巨鼓，搁古代，有事儿就击鼓示警，没事儿就报告时辰，风刮不走雨打不动，半点儿不漂泊。我一边趴窗户边儿上抽烟一边琢磨，这鼓楼就是历史本身，见证了一切幸与不幸；我俩都是打鼓的，有缘，它一定听过很多音乐，我们乐队站它对面，就算是拜过码头了。

一船秋色的老板姓周，我和郭子今晚就是要去他那儿喝酒。

从第一次在周哥那儿演出开始算起，我们已经认识了十二年，连乐队里来自珠海的键盘手说话都带上了儿化音。这十二年来我们不温不火，签过公司，出过四张CD，也开过全国巡演，还记得巡演到南昌的时候现场只来了十三个乐迷，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演出，仿若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但我又最喜欢和学生提起这一次演出经历，像是炫耀一枚别进血肉里的勋章。

周哥说我们错过了好时候，说二十年前大家以为以后会更好，其实不然，没有乐器上的革新，也没有技术上的革新，摇滚乐队也就这样儿了。我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于是他又单独说我，说小霍你这人太冷静，在音乐上也就这样儿了，你们打鼓的都喜欢赵牧阳是吧，可我一听就知道你打不成赵牧阳那样儿。我说操。周哥就乐了，问我你老家房子贵吗？我说跟这儿比肯定不贵。他又问，那你买得起吗？我说爸妈帮把手的话，买得起。于是周哥指着窗户说，你看看外边那栋鼓楼，这俩字儿捏一起多有意思，但你捏不到一起，要么鼓，要么楼，你得选了，小霍，我不是劝你选楼，操了，怪不得我儿子老说我一身爹味儿，总之我是希望你意识到，如果你没本事两个都要，无论你想选的是哪个，你还有郭子你们现在已经到了该考虑做选择的时候。

操。

其实我动过几次回老家的念头，都没能下定决心。一方面是因为我和郭子的友情，只要他不走我就觉得还能撑；一方面是即便舞台很小，我也舍不得离开。音乐是我心里的河，只有在台上的时候，这条河才是流动的。它不该变成死水。

我和周哥说我根本回不去家，没法回家，Live House都是你们大城市的，我老家连他妈二人转大舞台都关了。

周哥说：“你是没脸回家，我在这开了三十多年酒吧，像你们这样的乐队我见过太多了。”

我蓦然记起去年我们受邀去参加舟山音乐节，演出结束后在艺术集市闲逛，郭子请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吃了一盒四十三块钱的冰淇淋。草莓味儿的。天高云淡，冰淇淋很甜，然而小女孩的父亲看起来并不高兴，他神态局促地向郭子道谢，匆匆地拉着女儿离开。随着这对父女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，郭子忽然抬手捂住了眼睛，他的手背上纹着一张鬼脸，与喉咙里压抑的哽咽格格不入。我当然能听出来他在哭，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郭子则是把眼泪当吉他一样，动不动就弹。贝斯手和键盘手面面相觑，一半是无语，一半是也跟着情绪深沉了。

那对父女之所以吸引我们的注意，是因为他们看起来与这集市格格不入。周围多是有流浪汉气质的邋遢中年、文青以及戴着渔夫帽和塑料眼镜的亚逼（这个称呼还是学生教给我的），而这对衣着朴素的父女就像是误入进来的，女儿忽闪着一双大眼睛，踱步的羔羊一般四处打量，拉着父亲在冷饮摊位前停了下来，伸出一根细白手指，指向五颜六色的冰淇淋。于是那耕牛神态的父亲开口询问价格，在听到一碗小小的冰淇淋球售价四十三元的那一刻，耕牛脸上露出了茫然的神色，毫无防备地暴露出了他的贫穷。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冷饮摊位，忽然转过头对女儿恼火起来。

我的心都给这头牛踩皱巴了。

郭子当即背着吉他走了过去，说我请这个小朋友吃冰淇淋吧，我们的乐队叫耶路撒野，希望小朋友长大以后会喜欢我们的歌。

集市中人来人往，天顶上云卷云舒，世间喜悲都给抹匀了，揉开了，谁也瞧不出人和云的归处。

郭子这人emo起来就没完，说他觉得那位父亲在那个瞬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女儿，父亲或许只是想哄女儿开心才带她来逛逛，却没料到一碗冰淇淋都会让他犹豫，让他为难。又说这和我们一直以来的状态很相似，我们搞不出名堂，我们几乎不会回家过年，我们无颜面对江东父老，在内心深处，我们一直把自刎当成退路。

确实如此，我动不动就在脑子里边儿写遗书。而我们的第二个贝斯手，老麦，加入乐队两年后不知不觉就疯了。出事儿之前，他披头散发，夜夜磨刀，只在演出的时候还有点儿人模样。

我和键盘手以及第三个贝斯手赞同地点头：“郭子，你说得对，但你能不能别他妈哭了。”

一年之后周哥用更简洁的语言告诉我，你是没脸。

听着够难堪的。

在这样的难堪里坚持十二年，抑或浪费十二年。是坚持是浪费，是有脸是没脸，只在一念之间。

下午指导学生打了一堂Funk，课堂气氛很是欢快。有个新学生是我们乐队的乐迷，特意从别的老师手底下跳到我这儿，新学生跟我说：“霍老师，你是我见过的最酷的姑娘，你有男朋友吗？”

“没男朋友。”我笑着告诉他，“老师是同性恋，喜欢的也是姑娘。”

学生立即给我竖了个大拇指：“老师，我支持你！”

语气还挺郑重，让我觉得很可爱。

我喜欢架子鼓，喜欢音乐，喜欢在台上演出，喜欢志趣相投的漂亮姑娘。二十出头时便是如此，三十出头时依然。只是不知道下一个十年会如何。我想了想自己四十来岁的模样，说实话有点儿打怵。一会儿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会儿又害怕衰老，害怕腱鞘炎。

新学生又问：“以前那个贝斯手现在怎么样儿了？”

他问的是老麦。他居然还知道老麦。

上完课我去海鲜市场买了两箱虎皮虾，骑着电动车驮到一船秋色的时候，二楼已经聚了不少人，都是搞音乐的。我粗略扫了一眼，有几个经常上综艺节目的人也来了。我将海鲜送去厨房，出来就被郭子攥住了胳膊，他语气激动地和我说：“李老师也在！我刚和他打完招呼！”

在座的其实都是“老师”，郭子口中的李老师是个吉他高手，也是他的偶像，甚至可以说是国内吉他第一人。我忽然觉得这次聚会不寻常，来了很多大神，二楼的沙发全撤走了，拼了好几张大酒桌，现在坐满了一大半，服务生正一箱一箱地往这边儿搬酒。周哥在窗边打电话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他应该是在看着远处那座鼓楼，莫名有些沧桑。

人到齐，桌坐满，气氛热烈，风雨欲来。周哥豪气干云地提酒，连喝了三杯之后平静地告诉我们，酒吧不符合仿古街这一片儿的城市规划，一船秋色很快就会关门，他也不打算换地方开酒吧了，准备去国外和儿子聚聚。说完还假模假式地抹了抹眼睛，整了句胸中无限慷与慨，转身欲语泪沾衣。

大家都笑了，笑得挺不是滋味儿。像郭子这种比较感性的，眼眶已经开始红了。我们耶路撒野的主唱兼吉他手，身材高大威猛，浑身都是刺青，却是个爱哭鬼。

红的白的啤的掺着喝，几杯下肚我看人就有点儿重影。借着酒意，我斗胆回忆了一番我们的第二个贝斯手老麦。

老麦是他的艺名，真名叫王延，他是我在这一行见过的最聪明伶俐的人之一。我们这一代人比国内打头的前辈们幸运一些，基本上十来岁就开始学习乐器，然而老麦二十三岁那年才第一次接触贝斯，之前也没练过别的。他说从他第一次撩动贝斯发出声音的那一刻起，心灵就被击中，知道自己再也无法从事别的行业。

乐队里，老麦年纪最大，活得也最辛苦。我和郭子还想着为梦想博一把的时候，老麦已经开始一边坚持搞乐队一边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。他爸妈没有正式工作，也没有退休金，有一块儿不算大的田地，每年租给别人能收个两到三万块钱，家里还有个唐氏综合征的姐姐。设若我和他交换原生家庭，我可能没有胆量将自己的人生和乐器扯上关系。十多年前虽然不比现在，但发达城市的房价物价已经起飞，老麦每个月只给自己留一千块，剩下的钱一半存起来一半打给家里。加入我们的第二年，他看中一把一万六的贝斯，我记不清是啥了，反正不是雷鸟，天天省吃俭用的攒。我陪他去乐器行看了好几遍，导购一见是他就了然地取下那把贝斯，老麦的眼神熟稔地划过落日色的琴桥，几乎要在琴身上盘出包浆。接了一回商演之后好不容易凑上钱了，他妈又给他打电话，说家里出事儿了。

那一次老麦和我们分别了三个月，回来时钱都没了，头发又长又油，人颓废了不少。问他家里怎么样了，他说还凑合。

“我姐怀孕了。”排练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开口，“被人强奸了，不知道是谁，可能是同村的那几个无赖之一。”

郭子立刻叫了停，关了音响问他：“怎么处理的？报警了吗？”

“没报警。我姐弱智，人傻，还胖，我妈发现她肚子大了的时候都已经五个月了，我爸也被这事儿气得进了医院。”

“有我们能帮上忙的地方吗？”

老麦冲我笑笑：“那倒不用，就是我心里憋了些想法，太龌龊了，我不敢和别人说，你们愿意听我聊聊吗？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我恨我姐。自小就恨。我姐惨，这不怨她。我知道我的想法不对，可我扳不住。因为有这么个弱智姐姐，我从小没少被其他孩子笑话。当然，那时候小，直白，长大了人就礼貌了，阴险了，不当你面笑话你了。”老麦疲倦地搓了把脸，“但是长大后又生出了新的恨，我知道她得拖累我们家一辈子，我爸妈要是没了，她就得拖累我一辈子。她惨，她的病是天生的，这不能怨她，她没做错什么。我们是家人，照顾她是我义务。可怎么就是我们家呢？我不想恨她，不想厌恶她，但我扳不住，我见着她就犯恶心，一会儿觉得她可怜，一会儿觉得她可恨。一会儿希望她平平安安别出事，一会儿希望她赶紧死。她是我心魔，她让我害怕。”

逼仄幽暗的排练室里，老麦苍白着脸眨巴两下眼睛：“你们会不会觉得我恶心啊？”

我说：“不恶心。你嘴上这样说，行动上却一直在照顾家里。你不恶心。”

老麦说：“我考虑过很多阴暗的计划，能让我们家甩开她的计划，我做不到去实施，也做不到不去想。”

郭子说：“你就是压力太大了，难受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说，别一个人憋在心里。”

“对不住，今儿实在没心情练了。”老麦一屁股坐在音响上，“我妈问我，能不能别再玩摇滚，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干销售。她跟我说，咱们家没这个条件，没条件搞艺术。可能我相中的那把贝斯就是一个隐喻，我为它拼尽全力，到头来还是要把钱填进家里。这倒没什么，我本来也很犹豫，不舍得买一万六的贝斯。但这就像一个征兆，预言了我的一生都将如此。”

老麦停顿了片刻，重复道：“我的一生，都将如此。有些人就不配有梦。我逃不掉的，因为我不能逃。”

听完老麦的剖白，我很想帮他。可是怎么帮啊？

过了大约两个礼拜，郭子半夜三点多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和他一起去派出所。老麦连着好几个晚上在屋子里磨刀，合租的室友被他吓得报了警。经过一个晚上的批评教育，老麦见到我和郭子有点儿尴尬，郭子让老麦去他那凑合一宿。老麦苦笑着摇头，他丢下我们，一个人扎进了漆黑的夜。

那之后的排练和演出他都还正常参与，只是再也不曾和我们说过交心的话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快过年了，老麦披头散发，在步行街上持械伤人，伤没仇没怨的无辜的人。他变成了一个疯子，一个混蛋。

我得知此事后的第一个念头也很龌龊，我没觉得他有多混蛋，只觉得他报复社会的理由不够充分。尽管我很清楚他根本没有仇人，他不该报复任何人。

老麦父母来的那天，我去接站。两个眼角眉梢都挂着惶惑与愁苦的老人无助地望着我。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老麦是会进监狱还是进精神病院，我不知道他的父母该怎么办，也不知道他那个唐氏综合征的姐姐该怎么办。

我唯一知道的是，他们家完了。

推杯换盏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我忽然感受到难以名状的无序与混乱，好像月光融水，太阳熄灭，一切糟糕之事都如铁蹄，如刀枪，庞大且不可阻挡。时间似车轮滚滚向前，记忆如尘土飞扬向后。记忆的载体要么成了哑巴，要么被碾碎、被遗忘、被消失。

酒过三巡，周哥聊起他这些年送走了很多音乐人，现在终于轮到送走他自己。他就想啊，谁能送他？于是想到了在座的各位。他说他记得现场所有人的代表作，说着就连上音响开始放歌。

每换一首歌都有人提酒，有人掉眼泪。

这个老登居然是真的记得所有人的歌。

不同的歌曲有着不同的风格，或悠然或愤怒，或理想或落魄，有的像冰，有的像火。可惜我们这帮人的歌都不够大众，越往后放，能全体合唱的歌就越少。最后还是郭子的偶像李老师忍不下去了，说要不咱们还是放一首加州招待所吧。

我看行。

谁在漆黑的荒漠上行驶，谁又抬起头望向远方。

加州旅馆的前奏一响，所有人都扯着嗓子摇摆起来，一顿中英文混杂：Plenty of room at the Hotel California，无论何时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地方。

我是一个合格的打击乐爱好者，握着筷子，湿着眼眶，在盘子和杯子上随着音乐节奏叮叮当当地敲。Anytime of year ，you can find it here。然而一船秋色，我们的码头，我们的加州招待所，很快就要消失了。周哥曾经劝我做出选择，可他如今的选择究竟是自愿还是为情势所迫？别问。

歌曲唱至尾声，周哥终于掉了眼泪，这回是真的泪沾衣了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将歌切换成了真心英雄，想用歌声让忘了所有的痛，但没忘记大着舌头接上他之前背的那两句诗：

“青山不改水长流，明月依旧星渐稀。”

我心中发堵，扭头望向窗外。

窗外是一轮明月，一座鼓楼。

周哥离开后不久，我忽然意识到耶路撒野正在走一条下坡路。像一瓶越兑越稀的酒精。

因为疫情的缘故，原定在八九月份的六城巡演没办，就连已经谈好的音乐节，不到日子也不清楚会不会生出变化。教学生的收入固然凑合，可这不是我们的梦，至少在耶路撒野这个乐队里，没人是为了教学生而背井离乡。

月中，公司说有个综艺节目想找我们几个。我还没打听通告费是多少，键盘手就直说了，他不乐意上综艺。经纪人说那你们几个聊聊，要是去呢就告诉我，我安排你们和节目导演见一面。之后我们四个在群里投票，三票去，一票不去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其实我心里患得患失的，想火，想挣钱，又担心万一节目火了，以前有什么说的不对做的不对的地方被人挖出来。当代网友挺严格，三块砖头抛下去能砸醒两个福尔摩斯Junior和一个列文虎克转世，我觉得我们乐队里没有一个人能经得住揪斗。更拿不准现在的观众如果知道了我的性向会是什么反应？是在乎还是不在乎？

键盘手就比较纯粹了，自始至终都表示上了综艺节目就成了小丑。郭子说所有艺术行业待业者的归宿都是小丑。妈的，上回他还说归宿是婚庆来着，再往前数数他还说过自刎。

这个事儿最终还是没成，侧面打听了一下，导演在见过我们之后嫌郭子身上的纹身太多，节目里不能露纹身，无论是前期化妆还是后期打码都麻烦。事情的结果虽然顺了键盘手的意，但从他之后的取笑来看，他心里有了芥蒂。

最近没演出，乐队也就没怎么合练。下半年剩下的这几个月恐怕就得这么闲下去，中介又联系我说明年房东准备涨房租。我感到一阵心烦，给郭子打电话说我想回老家呆一阵，郭子问我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。我说那不能，我就是想冷静冷静。他又说咱们可能真走不下去了，大家心都疲了。我说没事儿，你别多想，别的乐队也这样，平时都分散开，有事儿才聚一起。郭子说他就是不希望耶路撒野变成这样的乐队。我想了一下才答复他，其实咱们早就各有各的生活，只是一船秋色的存在让一个传统摇滚乐队的梦持续了太久，现在梦醒了，该去看看十里湖光以外的世界。世事变化有时会前后矛盾，别说曾经的选择了，我们所有的认知都有可能是刻板的。指不定哪天你就会看到螳螂放走一只蝉，看到穿着小洋裙的Lo娘坐你旁边剥大蒜。咱们尽量活得轻盈点儿。郭子半天没吱声，我问他是不是又哭了，他在电话那头哑着嗓子囔囔唧唧地说没哭。

好悬给我气笑了。

其实回家和留下来一样困难，两地相隔一千多公里，一头存着我的鼓，一头存着我的楼。十二年前决定离家时我就忍受过这种撕扯，十二年后决定回家时又要重新被撕扯一遭。多少有点儿昔去雪如花，今来花似雪那意思。投错胎了，如果我一出生就在这儿，现在可能更好，也有一丁点儿可能是更糟。不过人不能怨这个。

郭子问我走之前还聚不聚，我说别聚了，你送我就成，聚了就好像真的不打算再来了。他说那键盘手和贝斯手肯定要骂他不地道，我说那就要看你们处得咋样了。说完我俩嘿嘿直乐。

我挂了电话走到窗边，大白天的看不到万家灯火，只有一栋接一栋的冷色高楼。不同的窗户后面有着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梦，相似的只有同样喜欢涨价的房东。

我知道我今晚会梦见鼓声。

end